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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自传---娑婆凡夫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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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2-20 11:34:24 |显示全部楼层

题记:感谢我的父母给了我们生命和奋进的力量!---石潭吴老师

娑婆凡夫


     我出生在徽州(现称黄山市)歙县石潭阳川村,出生时间大约是一九四九年春季的二至三月间(农历),具体时间没有记载,我问过父母,他们也记不清楚了,妈妈说好像是二月十三左右(农历)。

    我的幼年在阳川村渡过,当时村里已开办小学,(只接收小学一至三年级学生)。在幼年的记忆中,这所小学对我诱惑很大,因为当时的规定是小孩入学必须年满八周岁,在我不满年龄的这段时间,我常摸到小学附近去玩并偷偷地学识字、读书。所以当我够年龄上学时,我一年级学年(秋季入学)学得比较轻松。又因为当年的村小是大单班教学,一至三年级学生同在一个教学班上课,我在学完、做完一年级课业后,附带也会听二年级的课。

     到我该升入二年级时,村小遇到一件尴尬的事,能够合格升级的学生就我一人,也就是说二年级就一个学生。当时的村小老师找到我父母商量,让我选择:要么一年级再留级一年,要么就跳级升入三年级。没有任何犹豫,我坚决选择了后者。

     我读小学三年级时,我们家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全家搬迁下山。

山下的村是大庄子,叫做霞坑,村里有一所完小,从小学一年级到六年级。我在这所小学读到六年级毕业并考取了北岸初级中学。我是这所小学考取初中的十一个孩子之一,那年我十三岁。这所初中离家二十五华里,我们外地学生必须自带行李住宿学校。

      我读初中的这三年是我国也是我们家最困难的时期,社会上偶尔发生吃不饱饿死人的事件,学校学生的伙食常是饲料级且稀薄量少,一般一个月才能吃到一次米饭。就是这样的伙食,有的学生因为缴费不足,不能保证供应。记得在一个农历十一月的一天,午饭铃响,我拿着碗去学生饭厅吃饭,饭厅外挂着一块小黑板,上面公布着因为欠费被停伙的学生名单。上面赫然写着我的名字。我默然无语,回寝室收拾了一下,饿着肚子走路回家要钱。那天正好下着大雪,路上积雪很厚,走路很吃力,不巧在路上还遇到一条狂吠的花狗拦路,耽搁了好大一会,乘有大人路过时,我才壮胆跟着走过,到家时天已漆黑。

    当时我家里连一元钱也凑不起来,父母试着劝我退学,但我坚决不同意,而且请求说, 你们帮我借钱上学,这钱由我长大后自己还。父亲只好硬着头皮,四处走亲借钱。据说跑了几天,总共才借到一块钱。

     好不容易熬过初中三年,十六岁初中毕业,唯一的出路是报考中等专业学校,因为这是走向就业的最快捷的途径。一般农村和城镇贫困家庭的孩子都选择了这条路。我当时的志向是报考卫生学校医士班。为什么想学医当医生呢?这是我内心深处的一个心结。

    在我三岁时,我添了一个弟弟。这个弟弟方头大耳聪明可爱,很得全家人的喜爱。更重要的是,他才三、四岁时,就能帮着我和那些野小子们游戏、干架。不料他在近五岁时,忽然起病,高烧痰喘,病症危重。当时的小山村及邻近村庄都没有医生,大家慌了手脚,一面托人去较远的村子请医生,一面乱用土法急救。那个被请医生也是一个半自学的中医,他还没赶到我们小村,这里我弟弟就不行了(有人估计,他是中医,就是赶到也不一定能救活孩子)。据我当时的记忆,我弟弟大概是急性气管炎引发肺炎之类的病,要是有医有药,算不得什么大病,决不会死。全家人因这件事几近崩溃,很长时间不能恢复!更在我小小的心灵中,埋下了一个深深的心结!后来在我慢慢长大的过程中,妈妈又特别的多病,这就更加重了这个心结。因此我在初中毕业填报志愿时第一志愿便是卫校,而且还瞒着所有的人,悄悄给当时的卫校校长写了一封信,请求他录取我。

     我想学医当医生的这个心结一直陪伴我的一生,一有机会我就找来各种医学书籍、教材、书刊,学习做笔记并努力实践。也曾义务免费为那些缺医少药又无钱看病或久病无望的病人看病。顺便提一下,我对顔面神经麻痹即面瘫的治疗,效果颇佳,一般得病不超过一周的,治愈率百分之一百,从没失手过。我退休后多年,还有人上门求医。

     不过命运跟我开了一个玩笑,我中考被录取的学校是师范学校。令全家人喜出望外的是,它是免费的,连伙食费都不要缴。

     但这时家庭经济仍处于艰难中,故我的零用钱很少,以致于连最普通的生活用品都不具备,所以我课余、节假日很少上街,一头钻进书堆或各种不需要花钱的兴趣爱好之中。

念完师二,中国发生一件大事件,文革开始了!运动很快冲击校园,一切陷入动乱,学生停课,乱批乱斗,口号震天,大字报满天飞。极度贫困、精神压抑的中国人被导向盲目无知的狂热与发泄。被卷入狂潮的学生成为“造反有理”“打倒封、资、修、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的主力。

我也成为被卷入其中的一片树叶,昏头昏脑地在大潮中沉浮漂泊。最后的一丝理智和良心,只让我坚持住拒绝打人武斗和残忍。

      乱了三年左右,中国已到了崩溃的边缘。不过,人是社会动物,不管什么主义,必须面对社会秩序、管理、生存这样的现实,一些头脑尚清醒的人开始呼唤“抓革命,促生产”,“老九归来”(排在工、农、商之后第九位的知识分子被称为“老九”)。

     到了一九六八年的某一天,我在某打工工地(谋生)上辗转收到到校参加工作安排的通知。我兴冲冲地赶到学校接受工作分配。结果是:我被分配到歙县老家石潭学区(小学)。

当时农村中小学教育实行的是“贫下中农管理学校”(行政管理),中小学教师必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教师除了教学以外,还得定时、不定时地参加政治学习、活动、宣传、支农劳动等。寒、暑假都不能回家休息。

    二十岁那年我结婚了。

    我家兄弟姐妹共五人,我是老大。孩子多,劳动力少,家底又薄,家庭一直比较贫困,属于农村中条件较差的那类人家。大家庭没有给我什么底气。父母倒是眼望着我参加了工作,能够分担大家庭的负担。但是结婚就意味着一个新家庭将产生。二十岁,没有什么社会阅历,心智也不成熟,容易受到非理性思考与冲动的左右,我一下子被深深卷入矛盾之中。早恋早婚的恶果是明显而且难以避免的。当时整个国家经济不景气,我们的工资十年没动,每月二十八元五角,要应付父母、小家庭,还有个人生计三方面的开支,自然捉襟见肘,四面不讨好,我能做的只能苦自己。记得我在任职小学住宿时,冬天只有一床薄被,特别冷时就用报纸压在上面御寒。

    软弱、自卑、保守,吝啬、斤斤计较、患得患失,由此缠身。


    到七十年代中期,我已经是三个孩子的父亲,为人父者有几件大事是必然面临、必须考虑,必须尽力去做的:


    一是小孩上学读书。

我把它作为那个时期最重要的大事。不管家庭经济如何困难,如何欠债,我首先要准备好小孩上学的钱,而且从不拖欠。我不想我的孩子因为家贫影响学习。我不管工作生活再繁忙,抓小孩的学习与辅导从不耽误,包括一切节假日。我曾经向亲友们申明,在小孩上学期间我不走亲戚,请亲友理解。

    幸运的是,孩子们学习都很努力,在当届毕业生中都是拔尖的种子,甚至是当届唯一被录取中专的应届生(当时的村考上中专比考上重点高中难度大多了)。在当年计划经济体制下,考上中专就意味着将由国家包分配,成为拿国家工资的工作人员。这是农村孩子跳出“农”门,转变成有劳保的商品户口的唯一渠道。一九九六年我在北京《儿童文学》第六期上发表了一篇小说《奇遇穿山甲》,就是描述农村孩子“跳农门”的纠结。小说被作为该期的佳作,发在头条。后来还被《儿童文学》收入四十年精选典藏版《一路风景》。我们一家三个孩子全部“鱼跃龙门”,当时在左右村子都是少见的,一时被传为美谈。

     孩子们离开我们,去外地读书,也带走了我的一颗心。特别是小女儿,走得最远。才十四岁,孤身一人又从未出过远门,我送女儿上学后从怀远水校离开时,茫然若失的心情无以言表,真难忍受这份牵挂。

    两年后的一天,天快亮时,我突然听到女儿“爸爸“一声喊,我一下子坐起来,似梦非梦,如此真切,我从来没有这样的体验。

    到了天亮,我起来站在门口刷牙,“爸爸“又是女儿的一声喊。我一看,真是女儿回来啦!没有事先的联系,毫无征兆,又在学期中间。突然相见的惊喜,使我一下子回不过神来。原来是学校开运动会,女儿没有项目,就乘机开溜。

     我从此相信心灵相通、心灵感应是真有其事。不管相隔千里万里,真心没有距离。

人的命运就是这样奇怪,分配工作后,小女儿又是去得最远,要出差海南工地几年。她又是我们家第一个不能回家过年的人。第二年我去合肥接从海南回来的女儿。住在水利厅一个简陋的招待所里等她。那个房间的墙上,有人用铅笔记下一首歌词,叫做“大约相会在冬季”我本来对流行歌曲,不感兴趣。但这首歌词却唤起了我的共鸣。谈谈的忧思,即将见面的欢欣交织在一起。后来我们终于见面了,两年积下来的话,我们整整说了两天两夜还没有说完。

     三个孩子在中专毕业分配工作后,一边工作,一边刻苦自学又都取得一个或多个大专、大本学历。有的还获高级职称和专家称号。这更须要勇气、毅力、艰辛和聪明才智。我衷心地祝贺孩子们取得优异的学业成绩和进步!也为自己作为家长,没有能创造条件让孩子们直接迈入大学殿堂而深表歉意!他们都应该是这个殿堂里理所当然的娇娇者。

     更为自己作为家长,在抓孩子们学习和进步的历程中,由焦虑、急躁、无奈、无知而产生的粗暴与冲动,感到愧疚,孩子们,对不起。


    为人父母的第二件大事就是:一有可能就想造一个能容下家人的窝。

在七十年代后期,父母将我分家后不久,我们就与父母商量建新房子。当时我小家庭还欠有小量外债,建新房子确实是没有条件,但考虑到孩子们渐大,需要空间生活与学习。所以还是欠债,借债动手建。

    在老地基上我与父母共同拆建,父母方占地三分之二,我方占三分之一(是父母分给我的厨房改建),但所有建房成本议定为均分。一切能够自己干的劳工均亲自动手,甚至不分日夜,一切能因陋就简的建材均从简、低格采办或自制。

    大约一年,房子建成,二层:三个小房间,一个小厅堂,一个小厨房。屋子虽小,但相对独立,孩子们幼儿、小学、初中几个时期都在这里渡过。虽然劳累、艰辛,但这也是我和孩子们呆在一起最长的时间,也是我一生中最值得温馨记忆的一段时间。我们甚至有自制的小阳台,会结果实的葡萄藤、桔子树、柳树;还有重瓣的有香味的玫瑰花,到处生鸡蛋的鸡群、兔子、狗等小动物。我的一篇散文《狗心》,就是当时农村孩子们的际遇,以及他们与动物之间情感互动的写照。文章发在一九九二年第九期上海《少年文艺》上,并立即被当年儿童文学的权威刊物《儿童文学选刊》转载。文章发表后,我还收到当时在西安外国语学院读书的一个学生的读者来信,说看了这篇文章,哭了大半夜……

    这间小房子,留给了我太多太多的美好记忆!遗憾的是,那时候,穷啊,竟没留下一张老屋的照片。而且这小屋后来被父母一同出卖给别人,被改建了。

到了八十年代初,由于要发展家庭副业养蚕,小屋明显太小了,因些决定再建新屋,这次是独立建造,从选址、审批到打地基都是我们独立操办。虽然旧债没有还清,但由于我们很讲信用,得到亲友、民工的支持。

    由于当时孩子们还在读书,我们把主要精力放在抓小孩的读书、学习上。新屋建造分两期进行,先做了一层,休整了两三年才建第二层。

两层完成一段时间,我们才依依不舍地离开小屋,移居新屋,新屋有四个大房间,一个厅堂,一个大厨房,一个大院子。我们在院子里栽花种树过日子。这时孩子们也陆续中专毕业,开始工作,生活条件也慢慢改善。

      调往马鞍山后,我在二零零二年在师苑新村购得教师专用商品房,十七幢202室,面积76m2,单价1280元/ m2(有补贴)。


     人生的第三件大事是为父母亲养老送终。

      我父母生育四个男孩,一个女孩,父亲原来是基层干部,中年被下放当农民。这样一来,子女多,劳力小,加上父母体弱,家庭一直比较贫困。我刚参加工作的那几年,工资也少,仅二十八块五毛。有一段时间(大概三至五年的样子)我工资是由母亲去领的。后来分家后,规定了一年负担父母一点。父母拖欠生产队的欠款,在集体清账时,也按份额摊到我的账户,由我清还。

父母七十多岁后,兄弟也都分家立户,由于父母年老,兄弟们就议定了各弟兄负担父母生活的份额,并分摊就医的费用。我年年都是照单支付。另外回家探望父母时,还临时给一点零用钱和礼物。

     因为我是老大,我出来工作时,兄弟们还小都在读书,那些年父母多病,父母重病时,大部分是我亲自送医护理。记得有一年母亲患阑尾炎穿孔,就是我借了一辆双轮车拉到深渡医院住院。有一年父亲嘴唇上长了疔疮,病情危重,也是我和好心的邻居,送到县医院抢救住院二十多天才脱险。

     一九九五年后,我调往马鞍山工作,父母生病则大多由兄弟妹妹护侍,我分担费用。这一段时间兄弟妹妹们确实很辛苦,我也很感谢他们照顾我年纪大身体差,不能经常相伴。

    父亲八十五岁那年,不慎摔倒,抢救不及,永远离开了我们。

    父亲在世时,曾几次跟我说起他小时候的一件事:有一年大年三十夜接过天地后(阳川村的风俗是同姓氏同宗的人集体拜祖宗、接天地),大人小孩一同打着灯笼去游位于左、右、下三个村口的三个庙(我从小也游过)。全长大约有三、五华里。走着走着,其中的一个大人的灯笼里的蜡烛忽然间熄灭了。那时父亲还是小孩不懂事,就喊出声来——“隐了隐了”(即熄灭的土语)。大人们立即制止不准他说。因为这是不吉利语,过大年这样喜庆的日子,是不准说的。不料,在那一年,这个三十夜灯灭的大人真的就死了……

    若干年后,就是父亲八十五岁那年,我回家过年(我已调马鞍山),带孩子们三十夜拜祖宗、接天地。不知谁想起来,要点红蜡烛(以前都是在电灯下进行的),还特地去买了一对大的,可是我点了半天,就是点不着。那边孩子已经点着的也莫名其妙的灭了。虽然最后是点着了,但我忽然暗暗神伤,想起了父亲跟我说的故事。我对谁都没说,心里也期望但愿没事。回马鞍山后,我心里还是放不下,又暗地里安排小慧丽一家和我一起再次回家(大约还在大年今月)看望父母。因为父母那年还没见过慧丽的男人和孩子。不料父亲“一语成谶”真的就在那年走了……

   父亲是个不愿意给别人带去麻烦的人,对自己的孩子更是如此。母亲说,父亲近离世那几个月总是不停地翻一本日历。他走后治丧的日子,正好是公定的节假日,上班的孩子都不需要另外请假了;出丧的前一天大雨,我们都发愁啊,不料第二天天大晴。做七七的时候,也是头一天大雨,我们实在担心烧纸扎怎么办?不料第二天也是天大晴。

   能够安排得如此精准地贴合人意,我们真正要感谢老天和父亲的在天之灵!

   母亲八十七岁那年,也因久病不治,随后辞世。

在双亲离世前后,我也已六十左右,也已得高血压、糖尿病多年,每天要打胰岛素、吃药并多次发病住院。在母亲病重住院和病危期间我在老人家身边护侍不多,为此深感愧疚不安!


    人生的第四件大事是自己的事业与工作。

我从一九六八年七月正式分配工作,到二零零九年八月退休,整整工作了四十一年。其中从六八年至八六年在小学任教,这个十八年里面,还在小学兼任小学初中班的课(当时完小里附设初中班)六至八年。八六年七月后调任全日制中学任课。九五年八月调任马鞍山市中学任课。其中有五年左右在当时的马鞍山市中学生实践基地任职。并从二零零一年开始至退休,一直兼任《马鞍山市教育报》文艺版特约编辑。

    我在任教阶段一直秉承踏实工作,勤恳教学,谨慎做人的原则,一步一个脚印,兢兢业业工作、教学,获得学生、家长、同事、领导的一致好评,并多次获奖,职评也多次获优秀等次。由我教学或辅导的学生中,考取大专院校,甚至后来成为专家、学者、博士等优秀的高端人才也不在少数。也正因为如此,我才得以一步一个阶梯地往上走。

    记得我在家乡初中任教时,所任初三政治课升学中考曾获百分之八十五以上全优(八十分以上)的记录,我担任的师范生面试辅导,初选入围占全县十二个名额中的一半。这在几十所全县农村中学包括城镇中学中也是不多见的。

    在教学论文撰写评选中,我曾获:

安徽省中学生思想政治课教学论文评选三等奖(1992年11月)

《中国作家》、《人民日报》思想道德和文化建设征文二等奖(1996年12月)

华东地区(六省一市)教育报刊“运用邓小平理论指导教育改革”征文评选二等奖(1999年11月)

《中国教育报》思想理论部“素质教育”征文评选二等奖(2000年6月)

中央教科所基础教育课程、教材研究中心论文三等奖(2000年12月)

二零零三年十一月,我被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北京)聘用为特约研究员。

    在业务进修上,我也是力克时艰,勤奋向上。

    记得在乡下老家,我刚参加工作不久,学习条件很差,我曾从私人那里辗转借到王力教授的《古代汉语》(六册),因为限时归还,我不得不日夜摘抄。我还用同样的方法全文抄录过师大中文系《古代汉语》、《现代汉语》等讲义以及全文抄录《英语九百句》。

    后来,我努力争取到一个名额,在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到一九七八年参加安徽师范大学中文专业函授学习,考试合格,结业。

    在一九八五年四月到一九八七年六月参加由《中国法制报》开办的“中华全国律师函授中心法律专业”学习。共计十七门课,我到芜湖参加全国统一考试,成绩优秀获毕业证书,并被授予“优秀学员”称号,考试成绩超过当时大部分参加学习考试的法律系统的工作人员。

    人是社会动物,从它产生那会起,就依赖群体才得以生存与发展。因此,作为个体之间、个体与群体之间的交流勾通就必不可少!于是形表产生(即肢体语言)、语言产生,后来文字产生……一直到今天人们仍然必须依靠这些工具来认知世界,构建社会、生存、生活。看、听、说、读、写,几乎是所有人都要学习并经历的过程。

    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熟练掌握、运用这些工具,更是最基本,也是最根本的要求。幸运的是,对这一些我从小就兴趣浓厚。

    孩提时期就接触民间艺人的表演与音乐,入学后更多次参与团队实践。对民乐器乐特别痴迷,常常跟踪、聆听、偷学,虽然一直没有机会正规、系统学习,但也逐渐学会一些二胡、笛子、扬琴、古筝等民乐器乐的业余“三脚猫功夫”,并乐此不疲。这给我人生中较长时间的贫脊生活增添了乐趣和色彩。

    读书,则是我另一大癖好。

    小时候为看到一本连环画,不惜为大人干活、帮工。小学时为买到一本书,大热天去采草药换钱。在乡下教书时,为借到一本书常跑几十里路。到大一点的单位,则首先与管理图书的同事交朋友。阅读成为我一生中最钟情的爱好。

     退休后一次去孙子就读的东南大学,参观了他们的一个图书馆,一眼望不到头的书架、满满浩浩的图书……我如受电击,这是我多少年梦寐以求的天堂啊!可惜我只是匆匆的过客,孩子们我羡慕你们啊!

     阅读让我有幸领教上、下五千年的圣人、哲人、名士、巨匠,精辟、精彩的哲理学识,阅读让我了解纵横八万里的历史、人文、典故、风情;阅读让我畅游从微观至鸿宇知识的海洋……哲理的蕴悟,美的滋润、情境的感怀,如漫步天堂让我留连忘返。

    这大大开阔了我的眼界,丰富充实了我的精神和人文素养,锻造了我的认知理解的水平,提高了我与外界交流与勾通的能力。

    这既是一个学习、掌握的过程,也是实践运用的平台。拥有了它,你对世界、社会、众生的观察、理解、认知才会更准确、快捷、全面、透彻。

   这也为我的写作打下了一个基础。

   如果说阅读主要是“入”,那么写作主要就是“出”。

   在多媒体没有发明、流行的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写作是克服时空限制的最重要的手段;也是人类文明传承的重要手段。所谓人类的文明史,比较一致的看法,就是从发明文字开始。

   现在广义的写作,范围很广,在个人运用的角度来说,有实用写作和文艺创作。

   但无疑都是你向他人、团体、社会表达你个人一个工具。有时,他人、组织、社会需要你总结、介绍和“说明”自己;有时,你自己也需要向他人、组织、社会交流“推荐”自己。

   相信社会上绝大部分知名人士、成功人士大多都是借助自己或他人的“写作之手”通过文字流传,立足社会,扬名社会的。当然你有自己的“写作之手”则更省事、准确。

    在实用写作上,我除了例行完成个人的计划、总结、报告、述职、汇报、教案、论文等等外,更多的是作为单位和相关领导的“写手”和主笔存在,凡与文字相关的材料差不多都经我手,案牍成山不知凡几,但大多都不能见到我的名字。连必须署名的论文,有时也要先挂上领导的名字。

   我也有可以堂堂正正署名的地方,那就是文学创作。

   我从一九八一年开始在省级刊物《安徽文学》及国家级刊物《儿童时代》(宋庆龄基金会主办)上发表作品,然后不断地在省、市、国家级各式各类的报刊杂志上发表文学作品,包括在国内享有盛誉的知名刊物如《儿童文学》(北京)、《少年文艺》、《故事大王》(上海)《幼狮少年》(台湾)《学与玩》(北京)等刊物上发表。

   一九八九年中秋节前后,中央特许大陆民间团体与台湾非官方破冰接触。台湾儿童文学作家和评论家林某率领台湾儿童文学人低调访问大陆,并在合肥和大陆同行,共同举办研讨会。台湾访问团带去大陆一位作者的作品,在台湾《联合报》副刊上发表。这是相隔四十年后,台湾第一次在刊物上公开发表大陆作者的作品;也是大陆在相隔四十年后第一次默许、默认台湾这么做。

     这篇作品就是本人的《哥儿俩斗花豹》。

    大约一个月后,我突然收到由安徽文联转交给我,从《台湾联合报.副刊》剪下来的复印件。全文变成了中文繁体,而且全文标注大陆已停用的老式汉语拼音。没有收到任何稿酬。

从此,两岸交流就慢慢开始,并日趋热络。

    一九九一年第一期、一九九三年第四期,我国儿童文学标杆性刊物《儿童文学选刊》分别转载我的两篇作品;其间,台湾的《民生报.儿童天地》再次转载。

    随着改革开放和两岸交流的深入,一部由两岸三地共同编辑的文集《中华儿童文学作品精选》问世。当年还健在的一代文学大师叶君健撰文作序。

    “在过去二十多年间我们在童话、小说、诗歌、散文和科幻作品方面的产品可以说是硕果累累。这五卷集中所刊载的就是编者们从它们之中选出来的精品。它们足以概括出这段期间中华儿童文学作家们共同努力所取得的成就,也是为中华儿童文学进一步的发展和繁荣所竖立起的一块显眼的里程碑。”

     本人的作品被选入文集《散文卷》。

     一九九三年台湾国际少年村图书出版社出版由知名儿童文学理论研究教授、作家班马和知名儿童文学家张秋林先生主编的《飞行船之梦.Ⅱ》

   该文集封面标注:

“当代大陆儿童文学作家为台湾的成人、青少年、儿童所推荐的自选代表作!”

“《飞行船之梦》将是了解大陆儿童文学创作的小百科!”

台湾作家、出版家林先生在“关于.本书”中指出:“这是一套有系统、有创意、有时代意义的儿童文学宝库!”

“全书集合大陆当代最重要的儿童文学创作者,以他们自选代表性的作品,做为海峡两岸文化交流的献礼,时间会证明他们作品的永恒性!”

本人作品被选入该文集卷五。

     一九九六年广东教育出版社隆重推出《作家与少年丛书》,世纪大家冰心、叶君健、严文井、陈伯吹题字盛赞:

“爱给人以希望与力量。”(冰心)

“创造一个美丽的心灵世界。”(叶君健)

“心灵彩虹”(严文井)

“绚丽的儿童文学天地——为《作家与少年》丛书题”(陈伯吹)

陈伯吹先生在总序中写道:“《作家与少年》是从我国文学界的老将与新秀自荐的代表作和专题撰写的力作中精心选编而成的。这凝聚了一百多位作家爱心和智慧的丛书,正是给少年儿童展现出一个魅力无穷、瑰丽多姿的儿童文学一隅。”

    本人作品被选入丛书之一的《当代作家散文代表作.童年风景线》一篇,《当代作家新作荟萃.太阳也淘气》一篇;《当代作家小说代表作.猫头鹰行动》一篇。

    一九九九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五十周年,安徽省宣传部、省文联、省作协组织文学出版界各方面专家学者编辑出版了一套大型文学丛书《安徽文学五十年》。

“丛书是建国以来安徽文学作品的选集,收入五十年中不同历史时期的各类文学作品,着重展示改革开放二十年来的创作风貌,集中反映了安徽当代文学创作的成就。”

   全书八卷。

   本人作品被收入《儿童文学卷》童话一篇;散文一篇。

    二零零七年,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了《儿童文学》1993——2005年作品精选(升级版)。

书前介绍:

“《儿童文学》杂志由团中央和中国作家协会于1963年联合创办,风雨四十年,哺育三代人,被誉为‘中国儿童文学第一刊’。《儿童文学》只收录纯粹的纯文学作品,品位高雅,可读性强,既教读书,又教做人,可以在潜移默化中提高小读者的写作水平和综合素质……”

“2003-2005年间,《儿童文学》杂志将其40年的作品加以整理、精选、汇编,推出了《儿童文学》典藏书库,其中包括《一路风景》等……在社会上掀起了一股儿童文学读书热潮。”

“应读者之需,我们将原《一路风景》加以升级,几乎将近些年发表在《儿童文学》上的最优秀作品一网打尽,基本能代表目前中国儿童文学创作水准。”

     本人作品《奇遇穿山甲》被选入,是文集小说卷2的二十五篇作品中最长的一篇。

     由于十年动乱,国民教育陷入混沌,人才断档。安徽文联、安徽作协在文革结束以后的一九八二年联合举办“安徽省第二次青年创作会议,”推选已经在省级及以上级别文学刊物公开发表过两篇及以上的青年参加创作会议(注:据说五十年代开了第一次,这是第二次,以后至今再没有开过)。当时徽州地区(黄山市)总共有两名代表。我是其中之一。当时在安徽的文联、作协领导、知名作家、文艺家如:赖少其、鲁彥周、陈登科、张弦等全数与会。全省共有男女青年代表七十多人。

    会议在马鞍山市委招待所举行,会期近半个月,宗旨是通过传、帮、带,推出安徽新时期文学创作骨干与新秀。

   那是我第一次真正意义上走出徽州(黄山市),全身“行头”几乎都是从亲友那里借的,包括手上戴的“鐘山表”。半个月里,有十天以上失眠。

   一九八六年我参加省作协在径县山庄召开的安徽省儿童创作会议,成立安徽省儿童文学家协会。

   一九八八年我参加省作协、省儿童文学家协会在阜阳市召开的童话寓言研讨会。

   一九九O年我参加省委、省计生委首届计生戏剧、小品、相声征文比赛颁奖会,本人获二等奖。

   一九九O年我参加黄山市市委、市政府首届“黄山杯”颁奖会,我获文艺创作二等奖。

    一九九四年我参加黄山市市委、市政府第二届“黄山杯”颁奖会,我获“黄山杯”文艺创作二等奖。

   一九九三年,我参加《儿童文学》歙县笔会。

   一九九五年,我参加安徽省儿童文学会议并座谈发言,《安徽日报》报道了我的发言。

    一九九九年,我参加安徽省儿童文学创作座谈:为了二十一世纪的孩子。

   二OOO年,我参加省委宣传部、儿童文学家协会大型儿童文学创作研讨会。

    一九九五年暑假安徽电视台“七彩路”专栏,赴黄山市歙县霞坑对我进行专访。

    一九九四年五月,我参加黄山市作家协会。

    一九九四年九月,我参加黄山市文艺家协会。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我参加中国作家协会安徽分会,会员证0878号,至此我才真正圆了自己的作家梦。



     小孩的成长,家庭的发展,事业的成功,除了个人的勤奋努力以外,还得益于朋友和贵人的支持与相助。

    记得我七岁时染上了麻疹。小山村里缺医少药,对于这种转染病,自古以来都是听天由命硬抗着,抗过了,活着,当然也有抗不过去的。所以,当时人们都通俗地认为;没有出过麻疹的孩子,只有半条命(麻疹只要出过一次,就终身自然免疫)。那天我正发着高烧,还稀里糊涂地偷到小巷里转,恰恰被一位应约到邻村出诊的青年医生碰上。这是一个认真负责的医生。他发现这个小孩病得不轻。一问旁人,才知道是一个熟人的孩子。于是他就为这个孩子打了针、配了药,我也得以转危为安。多少年后,我才知道,这个医生是山下大村子,新开卫生所的张医师。后来,我们全家搬迁到这个大村子。据父母亲说,其最大的动因之一就是为了家里人生了病,方便就医。也是因为有了这件事,我们全家就与这位医生交上了朋友。特别是从小立志学医又感同身受的我,更对他倍感亲切。我们成了患难与共的知心朋友,他是外地人,大户人家子弟,后来在我地成家立业。他为人正直,博学多才。我从他身上学到不少做人的道理和学识。我有了孩子后,大灾小病、卫生防疫,他都详细过问负责,从不遗忘。可以说,他是我们家的健康守护神,恩施我们祖孙三代人。他也是我个人做人治学的老师和忘年交。他古文根底深且写得一手好字,我还珍藏着他的来信和墨宝呢。

我的另一位好友也是医生,他是学中医的,跟我是同学。也姓吴。他文静大气,长我一岁。我一直视他为榜样。我个人和家庭,凡遇上较大困难和灾病,我首先想到的就是找他商量。他总是随叫随到,且排解有方。

     在工作上,我也曾遇到伯乐式的好领导。说起来,他是我初中高一年级的同学。不过他后来参军转业后,到我地中学当了校长。这个吴校长,对我很赏识,硬是顶着压力并力排众议,将我借调到中学当教师。这使我有了一个发挥所长和能力的平台。更重要的是,当时我的两个女儿均在这所中学读书,我们父女争取到了更多相处和辅导的时间与空间。

    我遇到的另一个伯乐是苏先生。

    我们在省作协泾县山庄召开的安徽省儿童文学创作会议上相识。他当时是安徽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他也在基层当过教师,深知底层老百姓的疾苦;他同时也是作家,他写的儿童文学作品,受到当年文化部长的点评。对文人,他既是领导,也是同行,更趋理解与亲近。恰好,我们分在同一讨论组,他是组长。对我这样一个来自基层一线和贫困山区,又自付代课金来参会的老实巴脚又不失文采的山野小子,他显得更体贴、关切。后来我们成了好朋友。不管是他后来到马鞍山市当市委书记,还是到省政府当人大副主任,我们书信往来,促膝谈心,总是推心置腹,不管在办公室还是在家里,他都端茶递水,嘘寒问暖,一口一个“吴老师”,从不见外。

    我从老家调到马鞍山市,按人才引进办理,没花一分钱。当年,一个与我们家比较要好的乡干部,听说过我想从乡下跨市调往马鞍山时,他开玩笑说,如果调成,他愿意在地上爬三圈。他说,他为调进县城,花了五万,搞了三年,还没见踪影。可见在当时的风气下,跨市调动之难。

我调进马鞍山市花了十三天。

    当然,我也用我出色的工作,踏实的做人,默默的奉献,为这次调动写下了注脚。

    在文学创作上,我也遇到了许多热情敬业的伯乐、老师和朋友。如江西作家协会(大约是秘书长)的刘孟沐老师。他是江西省好几家儿童文学杂志的编辑主任。也是我“作家之路”函授班的指导老师。是我初入文坛的指路人。可以说,他的鼓励与指导,是我文学创作往前走的原始动力与源泉。他负责主办的杂志名称也很传神,叫做《摇篮》、《聪明泉》。。虽然我并没有名闻天下,但真正从“作家指路”走出来的作家也是凤毛麟角。

    有一年,我到江西南昌旅游,人生地不熟,一个电话,他提着一堆礼物到宾馆看我,相谈甚欢。

他甚至不辞非议,为使我的爱女转好运,为其取了个新名“欣荣”。

   我想没有什么更比一个文人的美好祝愿更珍贵的了。

   我遇到的文坛像这样的好老师、好编辑、好朋友,还有很多。如台湾《民生报*儿童版》主编、美国《世界日报*儿童版》主任桂文亚,上海《少年文艺》前编辑、《儿童文学选刊》前总编秦文君,广州师大“儿童文学研究系主任(国内唯一)、知名作家班马,北京《儿童文学》前总编徐德霞等等,都有多次书信往来或贺卡、赠书。他们不拘世俗力推新秀、新作的优良敬业精神和作派,也是对我有力的支持和鞭策。

    有一次,我到北京开会,乘休息,我摸到位于东四八条的《儿童文学》编辑部去,当时的总编徐德霞热情欢迎,并要求在场的所有编辑放下手头工作来和我合影。

    我的一生中经历磨难、困顿,艰辛前行时。常遇到这些从天而降的老师、贵人和朋友,使我深深体会到:

   有没有真正的朋友,是一个人做人价值的考验,也是一个人是否成功的标志。

   谢谢啦!我的老师、朋友们,我衷心地祝福你们!

   二OO九年八月,我已届退休年龄,辞去一切职务并婉拒马鞍山师专文学创作课的邀请,正式退休安居。

   我从皖南山区大山深处的一个小山村走出来,经磨历劫,全靠自己的勤奋追寻,白手起家,自力更生,自食其力,基本完成自己应负的责任和义务。


   有道是:茫茫人生路,苦乐寸心知。

   佛家有云: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

  后人若能从中体味一、二,亦是花叶造化之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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